1955年“大授衔”毛主席智慧令人叹服

  1955年国庆节前，中国人民决定实行军衔制，这是我党对那些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们的肯定，肩上扛几颗星，标志着他为新中国作出的多少贡献。

  换句话说，这是论功行赏的日子。既然是论功行赏，就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，个别将领对自己的军衔不满，其中就包括被授予上将军衔的。

  为此还跑去周恩来的办公室抱怨：“总理，我几乎参加了无数场战斗，从来没想过当元帅，但是怎么也应该是个大将啊。”

  “粟裕也只是大将啊，你觉得他和你比如何？”周恩来再次发挥了他出色的沟通技巧，问的哑口无言，毕竟粟裕是的老领导，怎么能和这位老领导平起平坐。

  见陷入了沉默，周恩来又举出了萧克、徐海东、黄克诚等人，还为他泡了一杯茶。自知不能与这些将军相提并论，只能带着怨气回到了家中，还不忘买了几瓶酒。

  正当在家中豪饮之时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不耐烦的拿起电话：“我是上将，你是哪位？”

  “小兵恩来。”原来是周恩来担心过分在意这件事，特意打来了电话开导他。一听是这话，尴尬的笑出了声。

  其实对于授衔不满的将领并非只有一人，负责授衔工作的更是深知这件事压力巨大，多次找毛主席沟通。

  毛主席只是说了一句：“你只管实事求是的去评就行了，不用考虑那么多。”后来毛主席的一个举动更是让那些对军衔不满意的人全部闭上了嘴。

  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军就曾经提出过采用军衔制，但是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，八路军和新四军名义上都是隶属于的战斗序列，授衔工作面临着诸多困难。

  尤其是1942年之后，蒋介石不再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拨发军饷以及武器装备，授衔工作只能暂时搁置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后，刚想着手准备授衔工作，朝鲜战争便爆发了。在朝鲜战争期间，由于志愿军要和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，当时朝鲜人民军已完成了授衔，所以在军官之间做沟通时产生了很多不便。

  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曾经向中央反应过这样的一个问题：“规定职务识别，在目前的战斗中已经十分必要。”包括后来与美军进行谈判，谈判工作讲究军衔对等，中美双方很容易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

  朝鲜战争过后，党和国家实施“一边倒”的战略方针，授衔工作也向“老大哥”苏联靠拢，为此还召开了长达55天的会议。

  在会议中，彭德怀对毛主席说：“军衔主要是确认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，同时又是国家授予军人的一种荣誉，以鼓励其在军队中的工作和上进心。”

  1953年2月17日，成立了“军衔实施委员会”，由担任主任，黄克诚、萧华为副主任。

  经过长达两年的军衔评定工作，我军授予元帅军衔10人，大将军衔10人，上将军衔55人，中将军衔175人，少将军衔798人。

  拿破仑曾经说过：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”很多将军对自己的军衔颇具微词，除了开头提到的之外，王近山、钟伟、王必成三人反应最为激烈。

  王近山被授予了中将军衔。电视剧《亮剑》中，李云龙豪爽的性格征服了大部分观众，李云龙的原型正是王近山。

  王近山原属于红四方面军，曾经参加过鄂豫皖苏区以及川陕苏区的反“围剿”，最高担任过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，当时和陈赓是平级。

  抗日战争期间，王近山担任129师772团副团长，386旅旅长等职务，参加了神头岭战斗、响堂铺战斗。著名的七亘村伏击战，直接指挥人员正是王近山。

  解放战争时期，王近山更是成为了刘邓大军中的一员悍将，参加了定陶战役、渡江战役、西南战役等诸多重要战役。

  朝鲜战争期间，担任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，指挥部队参加了第五次战役、上甘岭战役。当时第3兵团下辖的第15军，军长也是被授予了中将军衔。

  军长是中将，兵团副司令也是中将，曾经的下属与自己平级，这让王近山的心里多少也有点不平衡。王近山去找老上司，希望他能求情，把自己的军衔提升到上将。结果被果断拒绝。

  王必成的情况和王近山相似，也被授予了中将军衔。早在土地革命时期，王必成就参加了革命，从勤务兵一步一个脚印做到了第9兵团司令员。

  抗日战争时期，王必成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长，带领部队与日军作战达两百多次，因为作战勇猛，被百姓们称为“王老虎”。

  授衔结果公布之后，原来在三野和自己齐名的叶飞被授予了上将，王必成和叶飞是亲密无间的朋友，看到曾经的朋友略高自己一等，王必成的心里自然是不舒服。

  于是王必成找到了原三野副政委谭震林，希望他能帮自己到总干部管理部说几句“公道话”，没想到谭震林不但没有替王必成要来一个上将军衔，反倒是被罗荣桓臭骂一顿。

  “你们两个人觉悟太低，怎么能因为这种事来找我呢？我们参加革命，不是为了授衔时肩膀上的那几颗星星。”

  谭震林在罗荣桓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之后，略带自嘲口吻的对王必成说：“看来我的面子不够大啊。”罗荣桓也亲自找到了王必成，向他解释了为什么叶飞会被授予上将，听完罗荣桓的解释之后，王必成心服口服，从此再也没再提军衔的事。

  相比王必成和王近山，钟伟则显得更为郁闷，毕竟这个老革命只被授予了少将军衔。钟伟是《亮剑》中丁伟的原型，钟伟早在1930年7月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，最开始从事的是宣传工作。

  后来跟随红军走完了长征，红军抵达陕北后，钟伟担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，抗日战争时期，在淮海军区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。

  解放战争时期，钟伟深受的赏识，经常对他委以重任。和我军大部分“泥腿子”出身的将军不同，钟伟是个文化人，打仗善于分析，他率领的东野5师在解放战争中屡立奇功。

  文化人自然会有自己的想法，所以打仗的时候难免会犯战场抗命的错误，可能这也是他被授予少将的原因。

  钟伟的个别部下都被授予了中将，这让他的心中更加不满，甚至在众人面前说：“我要把这军衔挂在狗尾巴上。”

  这一消息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，毛主席笑着说：“这些人打仗都不怕死，一个军衔名头倒是斤斤计较了起来。”

  毛主席亲自找钟伟进行谈话：“评定军衔只是一种形式，虽说只授予了你少将，但是并不意味着党中央不重视你，参谋长的职位重不重要？它是你的了。”得知自己担任的是参谋长这一重要职位，钟伟便不再发牢骚。

  1812年，俄军将领库图佐夫率军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东征大军，被沙皇亚历山大授予了“大元帅”军衔，让其统领沙俄所有军队。

  但是库图佐夫去世后，俄国经历了一些列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始终未能出现一个与他功劳相匹配的人，所以“大元帅”这一军衔一直空置。

  众所周知，苏联的领导人自古以来都对权利非常痴迷，斯大林也不例外。苏德战争之前，斯大林就以肃反之名，枪毙了多名能征善战的将军，被推上指挥位置的，虽说都是他的亲信，但是大多数是酒囊饭袋，不堪大用。这也是苏德战争前期，苏军败的那么彻底的原因之一。

  但是毕竟苏联综合国力尚可，1945年苏德战争以苏军的胜利而告终，斯大林的声望也达到了巅峰。

  在克里姆林宫的庆功会上，斯大林借着酒劲对在场的将军们说：“要是给斯大林同志授予大元帅军衔，你们觉得如何。”全场马上陷入了寂静，朱可夫等战功赫赫的将领开始左顾右盼，随后克里姆林宫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  朱可夫并不怎么支持斯大林被授予大元帅军衔，毕竟在他眼里，斯大林是个政客，和军事不搭边。但是为了不得罪斯大林，只能一边假笑一边跟着鼓掌。

  中国的授衔工作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模仿的苏联，最初决定被授予元帅军衔的除了后来人们熟知的10位之外，还有周恩来、、三人。原计划被授予大将的还有、谭震林、邓子恢、张鼎丞四人。

  和苏联一样，中国当时也设置了“大元帅”这一军衔，毫无疑问，“大元帅”是属于毛主席一人。

  对毛主席说：“斯大林已经在苏联自授了‘大元帅’军衔，咱们的授衔工作不是要向苏联看起嘛，所以就由您出任中国的‘大元帅’。”

  没想到毛主席很果断的拒绝了“大元帅”军衔：“苏联有的，我们不一定非要照抄照搬，我并不打算接受‘大元帅’这一军衔。”

  为了让毛主席接受“大元帅”，全国人大常委会还特意召开了一个会议，一些民主人士说：“只要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，毛主席个人也不好不遵从。”即便如此，毛主席还是没能同意，坚决拒绝“大元帅”军衔。

  军衔评定工作正在火热进行时，军需部门就慢慢的开始着手设计的元帅、将、校、尉以及士兵的服装，同样也设计出了“大元帅”的制服。

  由于“大元帅”只有一人，并且人选没有一点争议，所以大元帅服被提前生产了出来。这件制服由天津军需工厂制作，全部采用手工打造。

  “大元帅”的肩章与元帅肩章略有不同，在元帅肩章的基础上，“大元帅”肩章的帅星由一圈松枝环绕。

  “大元帅”的帅星为纯金打造，松枝是由纯铜拉丝，然后再镀金。大元帅服看上去光鲜亮丽，所有工序都完成之后，大家脑海里似乎都已经浮现出了毛主席穿上后精神抖擞的样子，但是谁也没想到，毛主席到去世，从未穿上大元帅服。

  这套精美的大元帅服被放在了菊香书屋东面的勤政殿，毛主席仅仅是看了一眼大元帅服，然后对身边的夸赞这件衣服的做工，之后便回到了自己的书房，从此不再过问大元帅服。

  有一次，彭德怀、罗荣桓，等人来到，对毛主席汇报授衔工作的进展，毛主席听完汇报之后，对说：

  “你们搞评衔工作，是个很大的工作，这个工作充满了困难。根据国内外的经验，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，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，那样多不舒服！到群众中去讲话、活动也不方便，依我看呀，已经离开军队，到地方上工作的同志，就不要评军衔了。”

  随后毛主席转过身对身边的、周恩来、等人说：“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们的军衔还要不要评？”三人连忙摆摆手：“不要评了，不要评了。”

  已经被列入大将名单的、谭震林、邓子恢、张鼎丞随后也纷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不参与这次授衔。从此之后，“大元帅”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空衔。

  受到毛主席的影响，很多人则觉得自身的军衔评定的过高，请求降低军衔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。

  无论是战功还是资历，都对得起元帅这一军衔。出身于黄埔军校第一期，曾经和杜聿明、胡宗南、陈赓等人是同学，经历过系统的军事教育。

  最早曾经参加过广州起义，然后和张国焘一起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，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，带领红四方面军粉碎过多次蒋介石的“围剿”。

  红四方面军在鼎盛时期，人数达到了十万之众，是红军三大主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，红四方面军从羸弱到壮大，离不开的领导。

  张国焘背叛组织之后，坚定的站在了党的一边，最终让张国焘孤身一人叛逃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在山西地区多次以少胜多，成为了让阎锡山闻风丧胆的将领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后，更是担任中国人民第一任参谋长。徐帅早在革命时期就是出了名的低调，曾经被根据地的百姓们称之为“布衣将军”，到了和平年代，这一性格仍然没有改变。

  当得知自己被授予的元帅军衔时，马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要求降低自己的军衔，他还说：

  “相比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烈士，自己能活着已经是万幸了，还要什么军衔呢？真正的元帅、大将应该是那些为了革命献出自己生命的人。”

  毛主席看到的信后，非常欣慰，但是考虑到红四方面军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山西战场，必须有人在元帅的行列里占据一席之地，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里，如果总指挥都不能被评为元帅，谁还好意思当这个元帅呢？

  经过考虑，驳回了的这一请求，毛主席也对他的这种不慕名利的特点表示赞扬。

  当时也提出了“辞帅”的请求，他觉得自身应该被摆在大将的位置，在十大元帅中，的确很少统兵打仗。

 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的军事素养低于其他九位。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，资历较深，曾经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、八路军参谋长和总参谋长，就连毛主席都称其为“叶参座”。

  每当我党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总是挺身而出。南昌起义前，敏锐的察觉到了汪精卫、张发奎想要扣押贺龙和叶挺，于是把这一情况提前告知了贺龙和叶挺，这才是保证了南昌起义顺利进行。

  长征期间，由于张国焘控制的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压过了中央红军，这让他的权利野心日益滋长，红军险些走向了分裂。

  关键时刻，依然是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的方针，带领红1军团，红3军团北上甘南。但是张国焘仍然不放弃自己南下的计划，想要带领红四方面军剩余的部队南下，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了毛主席，这才避免了我军在长征期间走向分裂。

  1972年6月，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中提到了在长征中作出的贡献：“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给了毛主席，因此中央才脱离了危险，没有同志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  毛主席也非常欣赏，曾经评价他：“诸葛一生唯谨慎，吕端大事不糊涂。”所以，也没有同意“辞帅”的请求。

  被授予大将的十人中，许光达和徐海东也曾经向中央提出过降低自己的军衔。许光达在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后，更是连续三次请求降衔。

  许光达先后向贺龙、彭德怀、毛主席提出了降衔的请求，但是均未能被批准。毛主席对他高风亮节的精神赞不绝口，还把许光达比喻成了明朝的开国大将徐达。

  见毛主席未能批准自己降低军衔的请求，许光达又提出：“可以保留大将军衔，但是我只需领取上将的工资待遇就可以了。”后来许光达担任了中国人民装甲兵总司令。

  另一位请求降低军衔的大将是徐海东，徐海东在开国十大将中的排名仅次于粟裕，为此徐海东专门给周总理打了电话，声称自己因为养伤，错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许多战斗，自己当不起大将这个军衔。

  周总理则坚定的说：“徐海东同志，你的功劳历史早有公论，授予你大将军衔，我看非常合适。”

  看到毛主席拒绝了“大元帅”军衔，以及很多人提出降低自己的军衔，那些曾经对自己军衔不满足的人纷纷闭上了自己的嘴。

  1955年9月27日下午14时30分，的将官授衔典礼在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，国务院秘书长宣读了授衔命令。

  之后粟裕、黄克诚、谭政、萧劲光、王树声、陈赓、罗瑞卿、许光达、张云逸九人（徐海东因身体原因，未参加授衔仪式）走上了主席台，周总理亲自为他们颁发了军衔，因此粟裕成为了我军第一个被授予军衔的军官。

  下午四点，第二场授衔典礼在的怀仁堂举行，毛主席亲自为到场的七名元帅的人授衔，、因为在青岛调养，在大连组织反登陆演习，未能参加授衔仪式。1955年的“大授衔”标志着我军走向了专业化、现代化，为今后军队的发展奠定的基础。

  从1927年8月1日，南昌城内的一声枪响标志着我党的军队正式成立，到如今已发展了将近100年，这支军队从“小米加步枪”转变成为了一支在世界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信息化部队。

  “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”，最初参加授衔的那批共和国的功臣大部分都已离开人世，但是他们手中的军旗已经被后辈接过，他们的战斗精神将一直守护着这片国土。